佛山不僅以靜水深流之勢傳承古老的龍舟習俗,而且以革故鼎新之態推廣龍舟競技,既本真性傳揚又創造性發展了中華龍舟文化,書寫了一個糅合傳統與現代、民俗和競技的區域龍舟文化范本,框定了佛山龍舟的文化深度,也氤氳著佛山龍舟的人情溫度。
龍舟,乃“龍舟競渡”“賽龍舟”之簡稱,嶺南民間更多稱之為“扒龍船”或“扒龍舟”,是一項有著深厚意蘊、多元功能的民俗體育活動。早在先秦時期,依水而生、以舟為家的百越先民,便生成了“文身象龍”的習俗,即斷發文身、自比龍子,將舟船制成龍形、刻上龍文,以競渡形式逐疫祈福、攘災迎祥。這種圖騰祭禮性質的龍舟競渡自然延續,到南北朝時期與紀念屈原活動相融合,在龍神崇拜基礎上注入愛國精神,沿襲至今并濡化著廣大民眾的精神世界。
地處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帶的佛山,因有西江、北江及其支流水道、河涌流經,具備得天獨厚的水鄉生態。人們依水而生,倚涌開村,世代延續扒龍船、賽龍舟之俗,發展出了活態未斷的龍舟文化。明清時期,佛山地區的龍舟競渡尤為盛行。明崇禎《南海縣志》、清順治《南海九江鄉志》、清乾隆《佛山忠義鄉志》、民國《佛山忠義鄉志》等志書記錄了各歷史時期龍舟競渡習俗的吉光片羽,留下了恒久不滅的古老記憶。民國及以前的佛山龍舟以延續舊俗為主,民國末期隨著西方體育競技的引入,作為民俗的佛山龍舟競渡開始向體育運動轉化,表征之一就是出現了五人龍舟賽。據1947年第239期《中美周報》載,南海縣佛山鎮總工會為紀念勞動節,于當年5月2日舉行五人龍舟賽。
新中國成立后,民間龍舟習俗自然延續,龍舟競技運動持續發展,改革開放后逐漸趨于興盛。彼時,處于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佛山勇立潮頭,率先推廣龍舟競技運動,將龍舟競渡發展為賽龍舟并使其制度化、規范化和標準化,助推了競技型龍舟在海內外的風靡普及。1984年,南海縣體委牽頭制訂的龍舟賽規則,成為國內首套龍舟競賽規則,在此風潮推動下,龍舟賽成為全國性的競賽項目。此外,南海縣設計的龍舟賽規格船被指定為全國首屆“屈原杯”龍舟賽用船。佛山龍舟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,也將傳統與現代、趨俗與創新融于一體,形塑了個性凸顯、特色鮮明的地域龍舟文化形象。南海、順德曾分別獲得“中國龍舟運動之鄉”“全國龍舟之鄉”稱號,佛山市則于2009年獲得國內首個“中國龍舟龍獅運動名城”稱號。
經過長時段的層累積淀,佛山龍舟在傳承中穩態發展,在發展中衍變創新,經歷了從民俗趨向體育的變遷,以及從祭龍、祭神到慶敘親誼、娛樂競技的轉化。由此佛山龍舟被賦予信仰維系、儀式展演、村落交往、競賽拼搏、娛樂放松等多層社會文化意蘊,成為綜合性的民俗體育活動和現代競技運動,甚至成為提升城市形象魅力和打造文化強市的一張靚麗名片。
佛山不僅以靜水深流之勢傳承古老的龍舟習俗,而且以革故鼎新之態推廣龍舟競技,既本真性傳揚又創造性發展了中華龍舟文化,書寫了一個糅合傳統與現代、民俗和競技的區域龍舟文化范本,框定了佛山龍舟的文化深度,也氤氳著佛山龍舟的人情溫度。佛山龍舟的存續是多樣態龍舟文化共時性生長、融合、互嵌以及不可逆地走向多樣性混生的進程,并因此形塑了主要由龍舟競技、龍舟民俗所構成的佛山龍舟文化分層與交融。龍舟競技的全球性雖呈現出更具視覺性的顯示度,但那些看似被龍舟競技運動所遮蔽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,已層累衍化為很大部分佛山民眾的心理需要和情感訴求,并凸顯出越來越深沉的精神價值。
由此言之,佛山龍舟所閃耀的獨特的嶺南文化魅力,值得今人反復涵詠、全面傳揚。在黨和國家強調“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”以及“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”大背景下,適逢佛山大力傳承弘揚“十大傳統文化”,位列其中的龍舟文化迎來系統性升級發展的機遇。
當前,有必要因勢利導,構建遺產龍舟、競技龍舟、商業龍舟等并舉融合的佛山龍舟文化體系,同時為活化彼此相互促生的關系創造條件。一是依托鄉村(社區)、鎮街的基層治理力量并鏈接企業平臺,推動龍舟非遺保護與龍舟競技發展協同互動,走好“龍舟+文商旅”特色之路。具體而言,將涉及龍舟競渡的硬件設施改造、景觀營造納入村居河涌治理與美岸行動計劃,優化龍舟文化環境;將特色龍舟習俗、龍舟競賽納入各區、鎮街文旅產品與服務網絡,激發媒體宣傳、商業贊助動力;加大線上線下結合的推廣傳播力度,進一步提升桂城疊滘龍船漂移、西樵半山扒龍船、鹽步老龍禮俗、九江傳統龍舟的社會影響力。二是多措并舉,持續深化佛山“中國龍舟運動名城”建設,包括:策劃舉辦中國龍舟大獎賽、鎮(街)龍舟爭霸賽、百村(居)龍舟競渡賽等規模性龍舟賽事,打造高口碑、廣輻射的佛山龍舟品牌賽事矩陣;提升“世紀蓮體育中心—國際龍舟賽場(東平水道)—佛山新城濱河休閑體育”的聯動利用率,提升龍舟賽事對于片區的凝心聚力效應;力爭亞洲龍舟聯合會總部基地落地佛山,推動佛山龍舟文化平臺建設提質升級。
(作者系佛山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副研究員、碩士生導師,廣東省非遺研究基地主任)
(編輯:黃賽)